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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的使用权上，朝廷并没有规定哪个民族优先占有，地方官员应当秉承先到先得的原则，妥善处置因争夺土地产生的**。
以刺史张仲方为代表的灵州官员则认为，汉族作为统治民族自然比其他民族有优先权，但凡遇到土地纠纷，不问具体缘由，基本都是偏向汉人一方。
下属有些县的官员如果禀公处理，作出不利于汉人的判决，就会遭到张仲方的仇视，斥其为汉奸，进行羞辱和打压。
不光是在土地纠纷上，在其他的各个方面，张仲方都是歧视党项和其他少数民族，克扣朝廷发放用于开发边疆补给夷人的资金，只补汉人，不补襄人。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襄人都感觉低汉人一等，汉襄之间涉及切身利益的纠纷，到了灵州的官府，一定是襄人吃亏。
张仲方公开宣称，只有汉人才是高等民族，是文明的民族，其他民族都是劣等民族，是野蛮人，作为汉人官员，就是要扶持汉人，打压襄人，要用铁的手腕让襄人老实服从汉人的统治。
党项族作为游牧民族，个性张扬，脾气火爆，哪经得起张仲方等官员的再三刺激，各个心怀怒火，仇视汉人，矛盾一触即发。
一次，在灵州下属的安静县，汉人和党项人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土地纠纷，党项的野利部落要求侵占其土地的汉人离开，有官府撑腰的汉人自然不愿妥协，其中大部分是一些汉人豪族故意以垦荒为由，侵占这片已经由野利部放牧的土地。
眼看事情闹的比较大，安静县无法处理，只能上报州里，张仲方闻讯，以弹压少数民族叛乱为由，带领大批的官兵来到现场。
张仲方到现场后，也不问清事情的缘由，就宣称这里原是无主土地，汉人有权在这里耕种，这片土地属于汉人，要求野利部赶紧离开。
野利部的族人感觉明显就是官绅勾结，侵占他们的土地，竟然还要赶他们离开，一部分气盛的年轻人上去和张仲方据理力争，声明是汉人豪族霸占他们的土地，要求汉人离开。
张仲方看到党项人竟敢违抗他的命令，非常愤怒，当场让人抓捕几十个出来抗争的党项人。其他野利部的党项人，自然不愿自己的族人被抓走，集体上来和官兵抢人。
张仲方正在气头上，认为这些党项人就是在反叛，下令官兵镇压，当场发生冲突，野利部族人不敌，被打死几十人，其他人只得四处逃窜。
长期积压在党项人心中的怒火终于爆发了，野利部首领野利重荣揭竿而起，号召灵州的党项各部反抗汉人的统治。其他饱受灵州官府压迫的细封、费听、往利、颇超、拓跋等部也都纷纷响应，聚集了一万多人向在安静县的灵州官军反攻。
党项人自知攻城不是官军的对手，决定采取诱敌伏击的战术，派出野利部五百多骑兵作为诱饵，向安静县的官军挑衅。张仲方急于立功，看到敌军不多，官军又有火绳枪在手，于是带领一千人的骑兵出城攻击。
野利部的五百骑兵，边打边退，一直退到党项人设伏的深处，张仲方不知是计，穷追不舍。突然，从四面八方冒出一万多党项骑兵，用弓箭向唐军进行密集射击。
灵州官军手里拿的是主力唐军淘汰过来的火绳枪，射程虽然比弓箭远，但是射速不快，眼看着大批的党项骑兵杀过来，灵州官军应接不暇，难以抵挡。
接战一阵，官军眼见再不走就要撂在这里，战斗意志当即崩溃，急忙往安静县城方向逃跑。
这些党项人最恨的是张仲方，对分散逃跑的其他官军不管，集中兵力死追张仲方。
张仲方身边本来还有一百多人护着，眼见党项人集中往他们这个方向追，也明白继续跟着张仲方就是死路一条，护卫张仲方的官兵逐渐分散奔逃，到最后张仲方身边只剩几个死党。
党项人知道，今天不杀了张仲方，明天就会被张仲方带人追杀，都用弓箭集中向张仲方这边猛射，直到把张仲方彻底**，才掉头撤回。
此役，灵州官军总共被杀三百多人，另有一百多被俘，剩下的五百多人直接逃回了灵武。
灵州这边的党项人叛乱后，立即到周边发动其他的党项人一起叛乱，驱逐汉人，叛唐自立。
由于其他各州的官员并没有像张仲方这样压迫党项族，其他州的党项人没有那么恨汉人，而且他们也知道唐军火器的强大，并没有大规模追随叛军。
但是经过党项人的动员，还是吸引了一批民族主义激进人员，聚集了三万多叛军，先后攻打灵州周边的会州（今甘肃靖远）、原州（今宁夏固原）、庆州（今甘肃庆阳）等地。
其他各地听说灵州的党项人叛乱，都有了防备，急忙向州城、县城收缩兵力，并派人到长安向秦陇道告急。
秦陇道巡抚许孟容得知灵州党项族叛乱的消息大惊，一方面派都统王从远带领道属的八千人马，从长安向灵州方向救援，一方面向驻扎在兰州的镇蕃军求援，并立即向朝廷报告此事。
镇蕃军统领张茂昭收到消息后，急忙带领主力从兰州沿着黄河紧急行军，向灵州进发。
灵州一带的党项叛军，只拿下了灵州的几个县，灵州的州城灵武在监史和长史的带领下，组织了一千多人死守，党项叛军几次攻击都无功而返。
其他几个州，也只有几个县落到党项叛军手里，几个州城都还在官军手里。得势的党项人，立即对汉人展开报复，很多和党项人发生过冲突的汉人被杀，一些到灵州垦荒的汉人被赶走，房屋土地被抢走。
张茂昭行军过程中不断收到敌情的动向，他经过分析认为，叛军只有三万多人，而且是以刀枪弓箭为主，形成不了大的气候，镇蕃军可以轻松拿下，怕的是这些叛军乱窜，甚至往长安方向攻击，就会祸害无穷。
张茂昭派人向王从远传书，要求其把带领的八千兵力布置在原州到庆州一带，会同两州的地方兵力，组成一道防御阵地，防止党项叛军向东南方向突破，自己率领第二军团从西南方向，往灵州一带歼灭叛军。
朝廷接到消息时，张茂昭已经在讨伐的路上，李纯又惊又怒，下令由张茂昭担任招讨使，全权负责剿灭叛军事宜，并派云州的镇胡军向西靠拢，配合歼敌，命令晋并道西部的丰州（今内蒙五原）、银州（今陕西榆林）、延州（今陕西延安）等地做好防御，防止叛军袭来。
灵州的党项叛军本就是乌合之众，到处碰壁，被打的毫无还手之力，党项叛军左冲右突，始终无法突出包围圈，只能靠杀一些俘虏的汉人泄愤。
张茂昭率军到达灵州以后，寻找叛军主力，决定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歼灭战。镇蕃军已配上性能更好的燧发枪，操作更为简单，火力也更猛，那些党项叛军根本不是对手，被打的死伤惨重，四处逃窜。
经过一个多月的打击，叛军势力越来越弱，各路官军也都围拢过来，最后把他们围困在贺兰山东麓一带。张茂昭按照以往的模式，先派人去招降，叛军知道继续抵抗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只得投降。
经过一个多月的混战，先后有两千多汉人被杀，五千多党项叛军被歼灭，有一部分党项叛军在张茂昭的部队来之前，就溃散逃回原来的部落，最后有一万多党项叛军被俘。
张茂昭把野利重荣等十几个党项叛军首领押送到长安，并向朝廷上奏平叛情况，请朝廷派人解决善后事宜。
李纯在夏原不断收到前线的情况报告，对事情的起源和发展有了一个整体的判断，内心也在思索着如何妥善处理此事。
李纯认为，把唐朝发展强大，征服其他民族，自然是要维护华族的统治地位，其他民族处于被统治地位，汉人理应享受一些优待和特权。
但是，任何事情都要有一个度，更要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方略，狭隘激进的大汉人主义者，为了获得更多的特权和利益，违法侵害襄人的利益，严重激化了汉人与襄人的矛盾，损坏了朝廷的公信力，也破坏了团结稳定的大局。
像张仲方这样明显地压迫党项族，就是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以后还想指望襄人参与征服治理夷人地区，就是痴人说梦，将极大破坏以华带襄征服世界的整体构想。
从张茂昭的奏折里得知，汉人死了两千多，党项人死了五千多，李纯极为心痛，七千多都是大唐的子民，居然死于内部的损耗中。
从这件事，李纯更加深刻感受到，不管怎么努力，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矛盾难以彻底避免。
未来的新征服的地区决不能由华族直接统治，必须实行以襄制夷的方式，华族宁愿让出一些权益，通过襄族间接治理夷族，避免华族再面临伤亡。
闹出这么大的乱子，肯定要进行善后，李纯召集武元衡、崔群、元稹、韩愈、崔右甫、范希朝商议此事的处理意见。
李纯道：“灵州党项人反叛事件中，张仲方采取顽固的大汉族主义手段，激化了**，他自己死不足惜，可是两族死亡人数达到七千人，朕极为痛心，此事本应中书省拿意见，但是跟你们四个部也都有关联，今天就一起议一下此事如何处理。”
武元衡说：“臣以为，此事张仲方固然有错，但是那些党项人桀骜不驯，胆敢公然反叛，杀我汉族同胞，必须要予以严惩。臣建议，凡是手上沾有汉人鲜血的党项人，一律处决，其他参与叛乱的，一律没收家产，流放肃慎。”
韩愈说：“不可，这等于进一步激化**，此事双方都有责任，应当分析具体情况，以合理的方式处理，杀戮不能解决问题。”
崔右甫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汉人就是汉人，襄人就是襄人，岂能混为一谈，不对这些党项人进行严惩，怎能彰显朝廷的威严，如何告慰那些被杀的汉人同胞？”
崔群说：“那些汉人同胞被杀，我们都很痛心，但是党项人死亡人数更多，他们也是大唐的子民，必须要统筹考虑、妥善处理，如果只对党项人重惩，这会让其他襄人也会产生离心倾向。”
范希朝说：“既然是两族相争，朝廷总要摆明态度，我们都是汉人，难道还要向着襄人不成？臣赞成要统筹考虑，但是要对党项人处理更严格些。”
元稹说：“陛下曾说过，以后还要借着这些襄人帮助朝廷打出去，还要参与治理新夷人地区。臣觉得，参与叛乱的人员必须要严惩，但是也要查明其中的是非曲直，分类处理，维护两族的团结稳定。”
李纯听出来了，众臣对这个事件的处置仍存在较大的争议，自己必须要明确表态，果断说道：
“我们搞华襄分治，就是提高汉人地位，给汉人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必须合乎一定的规则，像张仲方那样的极端大汉族主义，表面上是在给汉人争取权益，实质上就是在朝廷政策的基础上随意加码，压迫党项人，最终造成了两千多汉人死亡的惨剧。我们汉人要想称雄世界，超越其他民族，不能走那种弱肉强食、压迫异族的道路，我们既要努力给汉人更多的权益，但也不能无底线的压迫其他民族。朝廷处理党项族反叛的事件，既是给灵州华襄百姓的一个交代，也是给各地如何对待和治理襄族一个态度，所以必须要妥善处理此事。”
李纯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比较棘手，众人短暂沉默了一阵，韩愈率先说：
“臣支持陛下的意见，朝廷出台的政策里，明确要求汉人不得强占襄族的土地，臣认为应当从这里入手查起，谁违反了这个政策，错就在谁。”
元稹说：“臣也认为要妥善处理此事，努力维持华襄相对和睦的关系，一旦此事处理不善，将会给后面襄族参加远征造成不利影响。”
武元衡说：“陛下说的臣能理解，但是我们毕竟是汉人主导的政权，处理方式还是要倾向于汉人一些，否则可能会寒了汉人的心，对朝廷反而不利，党项人不过就是个小民族，不能因小失大。”
李纯道：“三位爱卿所言皆有道理，维护汉人的利益没错，但是党项虽小，却牵动着所有襄族的神经，朕决定采取刚柔并济的方式，一方面要对涉事的人员进行处理，一方面对受到损害的华襄百姓进行抚慰，力求弥合华襄双方的关系，由朝廷派出一名大臣全权处理此事，哪位爱卿愿意前往？”
几个大臣又是短暂沉默，韩愈又是率先表态：“臣韩愈不才，愿赶赴灵州，力争把这件事处理好。”
李纯觉得，韩愈总体的思路和自己还算契合，处理此事必然要涉及到对官员的处理，派他去比较合适，当即说道：
“好，朕决定任命韩愈为钦差大臣，赴灵州全权处理此事，希望韩爱卿不辱使命，给华襄双方一个合理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