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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维循认为把肥沃的平原地带仍旧保持为猎场，简直就是胡闹，这样一来汉人还怎么移民过来，流求岛依然是一个蛮荒之地。
程维循决定先从浊水溪一带的云林县开始强推，这里平原面积最大，如果把这块平原拿下，至少可以再移民一两万汉人。
于是程维循带领州兵，来到云林一带，跟当地的番人部落谈判，要么接受官府的条件，向汉人学习农耕技术，官府给予五年的免税期，要么就退到流求岛中东部的山区，在那里狩猎、采集都可以，官府也不会征税。
程维循这样一搞，搞得番人分成三个阵营，一是愿意接受官府的条件，二是打算转移到中东部山区，三是准备在原地顽抗到底。
程维循最后发出通牒，接受官府意见的村寨，就在村口插上红旗，表示效忠官府，愿意去中东山区的，给十天时间，全部迁走，如果既不走，也不接受官府意见的番人，官府将采取强硬政策。
十天后，番人按照各自的选择，采取不同的措施，有的向东迁移到山区，有的在村口插上红旗，表示臣服官府。
但是也有些村寨，采取拒不合作的态度，认为这里是他们祖居的土地，没有让给汉人的理由，他们把精壮男丁聚集在一起，准备与官府死磕到底。
程维循认为，不来点狠的，这些番人就不知道官府的厉害，调集了近千人武装，带着火绳枪，炸弹等武器，先后对几个最强、最顽固的村寨发动进攻。
在官府武装的猛烈进攻下，番人所谓的勇士，不是被杀，就是投降，官军连续攻破了多个村寨，把抓获的俘虏全部集中到一起。
程维循给他们最后的选择，或者接受官府的政策，就地学习农耕，或者迁移到中东部的山区，如果继续顽抗到底，将格杀勿论。
在程维循的强硬政策下，这些番人最终屈服，有的选择东迁，有的选择留在原地学习农耕。
一旦番人选择学习农耕，就用不了那么多土地，程维循迁移过来一批汉人，建立一批村庄，与番人的村寨交错在一起，方便汉人教番人学会汉人的耕作技术。
程维循在云林一带取得成功后，又将经验推广到嘉禾、青竹、流南三县，将这里的番人进行分化，最终也是一部分留在原地学习农耕，一部分迁到中东部的山区。
为了区别番人，那些愿意跟着汉人学习农耕的，被称为熟番，那些躲进山林的，被称为生番，程维循为了防止双方越界，在山区与平原地带划了一道线，双方不得逾越。
由于程维循又争取到了大量的平原土地，大陆先后又移来好几万汉人，他们与留下的熟番一起，开发流求西部的平原地带，由于人口的增加，流州在元和14年又设置了四个县，人口也增加到10万以上。
程维循在大力吸引汉人垦荒的同时，还大规模发展当地的工商业，流州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告别了当初的落后境况。
朝廷为了奖励程维循所做的贡献。于元和14年下半年，将其提升为闽海道布政使，由流州长史苗荣成接任流州刺史一职。
当初唐军在平定江户叛乱时，平利家由于表现良好，率众主动投降，给田弘正留下一个好印象，后来任命他为户州（江户）千叶县令，夷人改襄时，平利家的名字也改为平原利家。
平原利家有个外甥，本来叫做源来超，后来也被迫放弃高贵的源氏，改名为源来明超，在平原利家的帮助和举荐下，成为户州商贸局下面的一个科长。源来明超为了感谢舅舅的恩德，经常带礼物来看望他，有时候还互相聊聊天。
这天，源来明超又带着几斤猪肉来看望平原利家，平原利家自然是热情接待，然后两人就亲热地攀谈起来。
两人谈了一会，源来明超就开始发起牢骚：“朝廷总说华襄一致，除了规定的三条之外，华人和襄人在其他方面的权利平等，我看都是忽悠人的，华人在我们扶桑就是高人一等，我们扶桑人真没地位。”
平原利家赶忙去关好院门，放低声音对源来明超说：“有些事你知道就行，干嘛要说出来，如果被人反映到刺史大人那里，惹得他不高兴，你的科长随时可能被撸掉。”
源来明超说：“这种话，我也只敢跟舅舅你说，前段我的一个朋友看中了户州城中心的一块地，那里住着十几户贫民，他都跟那些贫民谈好拆迁条件了，想召集几个股东，开一家大的百货商店，我都帮他把手续都办到一半了，结果后来一个华人也看中了那块地，也要在那里开百货商店，找了我们局长，局长就让我把原来的手续作废，重新给那个华人办手续，结果将那块地给那个华人了。”
平原利家叹了一口气：“这算什么，我们附近的福田家，就因为儿子当年参加了北条政康的勤王军，后面他儿子被俘，送到江淮为奴，他们全家的房屋和土地全被没收，分给了来扶桑的华人，福田家现在挤在一个破旧的小屋子里，靠给人干杂活为生。”
源来明超黯然道：“元和十年，我们扶桑人败的太惨，12万人被抓去为奴，现在只能匍匐在华人的统治之下，可是我不服呀，为什么我们扶桑人必须要低人一等，我真是不服呀。”
平原利家的口气变得严厉：“你不想要命了，居然说这种话，自古以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朝廷没有更加苛待我们就不错了，至少目前的经济比以前好一些，我们扶桑人只要肯干活，温饱还是没有问题的。”
源来明超说：“朝廷把我们扶桑人划为襄人，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真是要襄助华人还要打出去？”
平原利家说：“以我的判断应该是这样，这几年朝廷在积聚势力，以目前皇上的野心，肯定还要打更多的地方，到时就是我们扶桑人的机会。”
源来明超说：“我在州里也听说朝廷以后还要打出去，但是对我们扶桑人怎么算是机会呢？”
平原利家说：“朝廷把我们划为夷人，称境外的那些民族为夷人，这代表什么？代表一旦大唐征服夷人，夷人就在襄人之下，我们扶桑人也可以趁机统治其他民族。”
源来明超则说：“我觉得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到时必然拉着我们扶桑人一起去打，会伤亡不少人。”
平原利家说：“参战是必须的，背靠大树好乘凉，现在唐朝如日中天，只有跟着他们打出去，我们扶桑人才能在其他民族面前找回地位。”
源来明超说：“我弟弟文化水平不高，目前还没有一个正经的职业，喜欢习武，不然到时就让他参加出征的部队，说不定可以混个一官半职。”
平原利家说：“我看大唐出征就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不如就让他先到我的千叶县做个捕快，到时候舅舅我再运作一番，做个小头目应该不成问题。”
源来明超感激地说道：“如果弟弟以后混好了，必不忘舅舅的恩情。”
回到国内，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唐朝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推进，经济、文化、军事、科技都在不断地发展，可以说是国力强盛、威服四夷，李纯自认还是有些成就。
纵观各个领域，交通领域无疑是变化最大的，长夏铁路已经在稳健的运行，成为国家中部的陆上大动脉，夏广铁路和长兰铁路都在大规模的建设，唐朝百姓们非常喜欢通过铁路出行、运货。
蒸汽轮船已经大规模投入运行，海上和内河航运的速度和规模明显提升，南方在水运方面有天然的优势，物流的效率更高，经济的发展相对快于北方。
夏原淮河大桥成为全国瞩目的大工程，淮河中耸立一排巨大的桥墩，非常震撼人心，两岸人民都期待着“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西运河四个河段同时开工建设，五六万民工不停施工，建成后将在夏原西面形成新的水运通道。
由于混凝土技术的推广，很多有钱人都选择用混凝土和砖石建房，虽然价格贵了一些，但是高大坚固、美观耐用，看起来非常大气上档次。
工商业依然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各行各业供销两旺，开厂开店能致富，进城务工能赚钱，成为人们的共识。
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唐朝的城市化进入了快车道，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寻找创业和就业的机会，各个城市的人口快速增加。
到了元和十四年，夏原的人口已经达到八十多万，赶超长安的势头非常明显，其他一些重要的城市的规模也在扩大，一些重要的矿业基地、交通中心也逐步发展成颇具规模的城市。
边疆开发和襄人汉化进展的也相对顺利，大批的汉人到边疆地区垦荒、经商、从教，不仅解除了内地无地、少地农民的困境，也繁荣了边疆地区的经济。
随着襄人学校的建立，普通话和简化字的推广，襄人与汉人之间的沟通相对顺畅，很多襄人感觉要想能做官、能赚钱，必须要学会汉语。
教育、商业、行政三大力量的渗透，有力的推进了襄人汉化的进程，中上层的襄人不仅热衷学汉语，甚至模仿汉人的生活方式，与汉人的融合度不断提高。
教育事业也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地的小学、初中、高中、中专的运行完全进入正轨，人们都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性，但凡家里有点条件，都积极把孩子往学校里送，每年各个学校的招生考试，竞争非常激烈。
科工部下属的科学院广招贤才，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在技术上有所建树，科学院都愿意花重金吸引过来，出资供他们搞研究。
按照计划，元和十六年第一批高中生就要毕业了，必须要提前开展建设大学的事宜，白居易专门向李纯汇报组建大学的情况。
白居易说：“陛下，按照朝廷的要求，各道要组建一所综合性大学，教育部负责组建几所专科大学，臣建议在夏原组建工业、政法、农水、师范、财经、医药、工程七所专科大学，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李纯道：“这七所大学基本覆盖了目前社会上需求的各类人才，朕都同意，这些学校的校址选好了没有？”
白居易说：“校址目前不好选，夏原城内目前已经没有空地，城外又比较偏僻，臣来正是要请示此事。”
李纯道：“目前城内已经没有空地，要建七所大学，基本不可能，南边是淮河，东边是工业区，都没法建，干脆就在城北丁圩乡一带建这几所大学吧。”
白居易说：“陛下，丁圩乡那边是不是有点偏了，都属于纯农村地区，怕是环境有点差。”
李纯道：“丁圩位于夏原到亳州的官道沿线，交通还算便利，初期建这几所大学，规模都不会很大，后面肯定要扩建，甚至还要增加其他大学，所以要选一个土地充足的地方，再说学校就是安心学习的地方，不宜在喧闹的城市里。”
白居易说：“那这七所大学就选在丁圩一带集中建设，各自预留一些土地，只是一下子建设好几所大学，需要不少经费，还请陛下定夺。”
李纯道：“经费的事你不用愁，直接跟财税部对接就好，关键是要选择一支合适的教师队伍，这个问题很重要。”
白居易说：“组建七所大学，需要各行各业的不少专才，这点仅靠我们教育部有点力不从心，还需要相关部门一起配合，搜集一些人才过来充任教师。”
李纯道：“你说的对，这几所大学和各个部门密切相关，组建这7所大学就由教育部牵头，其他部门参与，力争在元和十六年正式开学。”
白居易按照李纯的要求，带人到城北丁圩乡一带选择校址，又协调京畿道搞好拆迁。为了加快建设进度，教育部的官员全力以赴，一方面与相关部门官员共同推进七所大学的建设，一方面搜集人才组建教师队伍。
各项事业的推进，使唐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朝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李纯经过认真观察和分析发现，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隐忧，最让人担忧的是华襄摩擦、贫富差距、**抬头三个问题。
李纯也知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发展的过程中总会产生新的问题，虽然朝廷也采取了很多预防性措施，但有些问题还是暴露出来。
朝廷在推行华襄分治时，虽然出台了一些差异化政策政策，比如规定华襄分姓、华襄禁婚，对襄人在做官、出道、文字上作了限制。
但是也要求各地不得压迫襄人，不得随意加码，不得损害襄人的正当权利，要维持华襄和睦的关系。朝廷特别重视保障襄人的财产权和正当的收入，严禁各地区别对待、增加襄人的赋税，不得设置行业门槛。
大多数地方官员虽然偏向华人一些，但是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特别是在事关切身利益的各项基本权益上坚持华襄一致，出现了以柳宗元、刘禹锡、李德裕为代表的对华襄和睦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官员。
但是也有部分汉族官员顽固坚持狭隘的大汉人主义思想，对其他民族存在明显的压迫和歧视思想，秦陇道灵州（今宁夏北部）刺史张仲方，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灵州地处贺兰山东麓，黄河贯穿而过，其州城灵武是当年朔方节度使的驻地，是安史之乱李亨称帝和起家的地方。
灵州虽地处西北，干旱少雨，但西有贺兰山阻隔风沙，黄河又流经此地，境内的平原经过黄河水的灌溉，比较肥沃，被称为“塞外江南”。
灵州历来是各族杂居之地，唐初以来，党项族大规模迁移到灵州及周边数州，成为这里最主要的少数民族。
党项人过着游牧生活，喜欢在水草丰美的地方放牧，在吐蕃强大时，党项人曾依附过吐蕃人。
后来李纯重振大唐声威，收复了陇右一带，在关内道的基础上，建立了秦陇道，灵州的党项人成为唐朝的属民。
元和十一年开始，朝廷开始推行开发襄人地区的政策，很多秦陇道的无地汉人看中了这块肥沃的土地，纷纷来灵州垦荒。
灵州的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汉人开垦的土地多了，党项人游牧的草场自然就少了，纠纷也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