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拿度·梭勒”，这个充满时代特色的音译名，听起来像某个球星，实在有些出戏。
莱昂纳尔好不容易忍住笑，继续往下读，几行对自己的简介过后，就是正文：
【阿尔卑斯酒肆之制，异於他处：临街曲尺巨檯，檯中置冰桶沸汤，可使诸酒瞬息得宜饮之温。佣工者，薄暮散工，輒费一苏沽冰醴——此廿载前价，今需二苏——倚檯立啜，酣然暂憩……】
严复的文言功底无疑是深厚的，用词古雅凝练，力求符合这个时代中国士大夫的阅读习惯。
他将“L形的大吧台”译为“曲尺巨檯”，将“让每一种酒都在最短时间里达到合适的饮用温度”浓缩为“可使诸酒瞬息得宜饮之温”，颇为精妙。
“醴”在中文中指的是甜酒，“冰醴”指代冰镇啤酒，也算雅致。
然而，莱昂纳尔的眉头却渐渐锁紧。
这种高度凝练、远离日常口语的文言，固然优雅，却像将原文中那种冷峻的现实感隔绝开来。
鲁迅原作《孔乙己》的力量，恰恰在于那种近乎白描的白话文叙述，在于“小伙计”视角的平凡与真切。
莱昂纳尔的《老卫兵》，则是在法语当中复原这种冷峻、客观的风格。
而严复的译文，却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层旧式文人的“雅驯”滤镜。
他将“做工的人”译为“佣工者”，将“爽快地喝了休息”译为“酣然暂憩”，将“大抵没有这样阔绰”译为“大抵无此豪阔”……
每一个词句的转换，都在无形中将原作的市井气息拔高、拉远，塞进了旧文言的窠臼里。
这样的译文不可谓不生动，但莱昂纳尔心中却升起一股强烈的遗憾和不满足。
他知道，这样一篇用典雅文言写就的，最多只能在开明士大夫以及接受了旧式教育的塾生的小圈子里流传，终究是隔靴搔痒。
真正的变革力量，蕴藏在那些读不懂“之乎者也”，却能在白话故事中照见自身悲欢的普通人当中。
他放下译稿，沉思良久，然后提起笔，决定给严复写一封回信。
【尊敬的严复先生：
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得知您与萨镇冰先生一切安好，并在格林威治学业精进，深感欣慰。
随信附上的译稿，使用的是中国知识阶层通行的高雅文体，如同拉丁文之于欧洲，想必是期望它能被学者文士接纳与重视。
对此，我深表理解与尊重。
然而，请原谅我或许源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一点浅见。
我创作《老卫兵》之初衷，并非仅为博取文人雅士一笑，更在于描绘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以期引发更广泛的共鸣。
在法兰西，的生命力源于它逐渐走出沙龙，市民都可以阅读、谈论。
据我所知，在中国，除了这种高雅的文体，还有一种更接近市井百姓口语的语言，才是的主流。
……
随信寄回您的译稿，请查收。
再次感谢您的厚谊与努力。
您诚挚的，莱昂纳尔·索雷尔】
莱昂纳尔没有直接批评严复的文言译文，而是通过表达对受众和功能的思考，委婉地提出了“白话翻译”的可能性。
莱昂纳尔也没有在信中提及自己有没有将译稿给陈季同观看；这些意见严复能看懂多少，是不是会采纳，那就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了。
至于说“朗拿度·梭勒”这个译名，莱昂纳尔也没有进行纠正，他觉得这个译名在未来，会是个不错的文化变迁的印迹。
莱昂纳尔又将信交给了艾丽丝，然后收拾一番就出门。
今天是1880年的1月3日，昨晚《合唱团》已经演到第四场，火爆程度丝毫未减，甚至有外地的观众慕名而来，花上5倍的价钱购买黄牛票，就为了一睹《合唱团》的风采。
这出戏剧仿佛一台不知疲倦的印钞机，给莱昂纳尔与法兰西喜剧院都带来巨大的收益。
仅仅4场，莱昂纳尔的票房分红就超过了2000法郎。
如果像埃米尔·佩兰给自己的信中所说，《合唱团》成为喜剧院的常驻剧目，而且要去外地巡演，票房分红高达6%，那带给他的年收入很可能超过3万法郎。
此外莱昂纳尔现在还有连载、转载等收入，稿费的币种不仅有法郎，还有英镑、卢布……
《合唱团》可能还会引来英国、俄国，甚至德国的剧院签约。
这些都涉及到复杂的法律条文、收益核算以及财产管理，莱昂纳尔已经渐渐力不能支。
所以他现在就站在一幢外观古朴的石砌小楼前。
楼门上方，一块擦得锃亮的黄铜牌子上镌刻着几行字：
【德拉克鲁瓦事务所
成立于1832年】
莱昂纳尔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沉重的橡木门。
温暖、沉闷的空气扑面而来，一间不算宽敞的接待厅映入眼帘，墙壁被巨大的深色木质档案柜所占据，柜门上贴着密密麻麻的标签。
一位穿着黑色长袍的年轻书记员正伏在一张高脚写字台上，用一支鹅毛笔在账簿上奋笔疾书，发出沙沙的声响。
另一名稍年长的书记员则正小心翼翼地用一把小刀切割着厚厚的文件，动作一丝不苟。
整个空间显得庄重、肃穆，甚至有些压抑，时间在这里仿佛流淌得格外缓慢。
听到门响，年轻书记员抬起头，透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莱昂纳尔：“日安，先生。请问您有预约吗？”
莱昂纳尔点点头：“日安。我与莫里斯·德拉克鲁瓦先生约好了，十点半。我是莱昂纳尔·索雷尔。”
书记员闻言，立刻在桌上的预约簿上确认了一下：“原来是索雷尔先生，请稍等，我这就通报德拉克鲁瓦先生。”
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袍子，快步走向内侧一道厚重的实木门。
片刻之后，书记员返回，为莱昂纳尔打开了那扇门：“德拉克鲁瓦先生正在等您，先生。请这边走。”
莱昂纳尔走进里间办公室。
这里的空间比外厅稍小，但陈设更为考究。
一张巨大的红木书桌占据了中心位置，桌上整齐地摆放着铜质墨水台、几支不同型号的羽毛笔、一个煤气台灯，一摞待处理的文件。
墙壁上挂着一幅描绘拿破仑颁布《民法典》的版画，以及几份装裱精美的执业证书。
书桌后，身材高瘦的莫里斯·德拉克鲁瓦先生站了起来。
他年龄约莫四十五岁上下，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深色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精致的金边眼镜，镜片后的眼神冷静，看不出太多情绪。
这是爱弥儿·左拉推荐给他的，巴黎地区最优秀的“公证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