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节 全县剿匪
搜集临高的匪情在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就全面展开了，有了联络员制度，使得情报部门能够从当地土著口中得到第一手的直接资料，比过去使用侦察队人生地不熟的进行客观观察来要来得深入多了。而且来龙去脉也更为清晰。
为了保证情报的准确性和客观性，情报委员会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将各村的提供的情报进行交叉汇总，彼此对照。
因为土匪往往带有明显的地域性色彩，各个村落或是因为宗族亲戚的关系或者是同乡的关系，对本乡本土的匪人往往是包庇的。而土匪大多也遵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规矩，对当地人人留有余地，而专门祸害外地的村落。
在这种社会生态下面，联络员也不能免俗。所以他们的报告必然是会根据土匪与自己村子的亲疏关系有隐瞒有夸大。而村落与村落之间，宗族与宗族之间，还夹杂着仇隙，更不排除有人故意在其中夹杂不实之词，污蔑中伤的。所以必须把各个村的情报对照起来看才能看得出端倪。
经过一个多月的对联络员的调研，情报部门已经了解了不少临高的匪情的情报。而另外一个重要渠道则是王兆敏。他虽然是外地人，但是在这里客居已经五年多了，平时协助县令处理政务，对本县的各种情况了解很多，特别是在匪情方面，衙门里有丰富的资料。情报部门单独约见了他好几次，从他手里得到了大量有用的材料。
“临高的土匪虽然纷乱如麻，但是最要紧的就是党那门顽匪。”王兆敏在“半边天”酒楼的包厢里小声的说道，“其他都是小匪股，起不来什么大波浪。这两股土匪根深蒂固，很不容易对付。只要除掉了他们，临高的散匪自然就没了依靠。临高的也就四境太平了。”
大部分的土匪都是“家居土匪”。打掉山寨，消灭土匪首领和核心人马，“居家土匪”失去了主心骨和老窝。自然就无心继续为非作歹，只要再加以招抚，很快就能把匪患平定下来
“向来剿匪都是首恶必办，胁从不究。”王兆敏道，“宽严相济四个字不可不知。”
“是，是，”罗铎只管称是就是，又问，“为什么说这股最难对付？”给他斟满一杯酒，“请先生教我。”
“说来话长。”王兆敏已经有些微微的熏然，实际脑子非常清醒。他知道这群澳洲人的用意，多半是要清理“卧榻之侧”了，不过这也好，反正官府即对付不了土匪也消灭不了澳洲人，让他们互相去撕咬，说不定还收个渔人之利呢。便装着已经喝醉的样子说开了：
党那门，大名党国栋，是本地的道禄村人。父母双亡之后，以为本村的人家放牛过活，长大之后做小商贩过日子。因为村里没有亲人，在村里长期受人欺压。自家的宅基地也被村里的一户人家霸占去。
党那门后来经常干小偷小摸的勾当，万历末年，被村人扭送县衙，锒铛入狱。第二年他越狱而出，纠集了几个气味相投的兄弟，回到村里将与其有过节的村人杀死了十多人，随后卷掠财物，到临高和儋州交界的抱庞山上落草。
“你别看党那门是个泥腿子出身，可是他认得字，自幼好读书，可惜无人提携，好好的一个读书种子，堕入了邪道。”王兆敏叹了口气，“读了书，又走了邪路，比起一般土匪更是难对付。”
党那门因为认得几个字，虽然正经的兵书之类的没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之类的小说还是看过不少的，从中学会到了计谋策略，所以他带得土匪，常常有出其不意之举，县里的一般乡勇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就说他打龙波寨吧，”王兆敏说得兴起，“党那门带着几十个人，装成赶集的农民，带着货物进了龙波寨。借着去向市集缴税的机会混进团局，几个人把门，几个人在外面放鞭炮。他带人冲进去就把团局里的乡勇教师给杀了。乡勇乱了阵脚，有一百多乡勇的龙波寨就给他带的三十个人破了。你说厉害不厉害。”
罗铎点点头，这党那门果然有点小伎俩。这手里应外合，打蛇打头的战术还是相当的漂亮的。难怪王师爷要说党那门这股土匪厉害了。
“而且他还知道笼络人心这条！”王师爷轻敲桌面，“这党那门在外面一贯鼓吹‘打富不打穷’，很是吸引了一班无知的愚民。闹得加来、美台几个地方的村民都抗租不交，田主们叫苦不迭。每每到县衙来告状。总算几年前黄老爷帮忙，带勇重创了党那门一伙。他们的气焰才没这么嚣张了。”
“黄老爷？”
“就是黄家寨的黄守统，黄老爷。”王兆敏注意到了罗铎的反应，“他带得勇十分强悍，党那门不是对手。可惜乡民无知，多有为期掩盖匿踪的，最后还是让他跑回抱庞山去了，竟不能全功！真是遗憾啊……”
“这么说黄老爷还是位急公好义的人了。”
“自然，自然，”王兆敏隐约已经知道澳洲人想在本地扎根，但是黄家寨的乡勇是吴县令唯一可以依靠的一支力量，不能让澳洲人以剿匪的名义拉过去或者消耗掉，“可惜黄老爷上次受了伤，身体一直不好。剿匪的事情，怕是帮不上忙了。”
罗铎不置可否，只是点头而已。
“……根据情报，党那门匪伙，主要盘踞在临儋交界的抱庞山地区，这是他们的老营。”罗铎拿着一根教鞭，指点着地图做介绍，“寨子里的匪伙，常年有三百人以上。有火器。”
下面的军官们聚精会神的看着地图上的标记。罗铎继续道：“但是他们的根据地是在加来、美台交界的‘十三村’地区，不管是补给还是人员，都从这一带获得补充。一旦有事，就能从这里再拉起四五百人的队伍。”
人群中发出一阵小声的议论。有人提了出来：“这不等于是洪洞县里无好人，这一地区的丁壮都有当土匪的嫌疑了？”
“是这样的。”罗铎点点头，“党那门匪伙对这一地区视为自己的禁脔，自己从不祸害，而且也不许其他匪祸侵扰，很得人心。”
“等于是割据势力了！”
“不，还谈不上割据，按照王师爷的说法，‘十三村’地区的税赋是从来不少交的。只是县里没什么好处而已。”
“其实党那门的思路和我们差不多，正赋一文不少，浮收一文没有。有枪杆子做后台，县里拿他们无可奈何。”
“这次开政协会议，‘十三村’地区来参加会议了吗？”何鸣问。
罗铎说：“都来过。我查了会议上的相关记录，代表们没有发言，基本就是随大流而已。征粮、派差、派联络员全部都应承做到。”
“党那门很懂斗争策略么。”
“是这样的。”罗铎很谨慎的回答道，“在斗争的策略上，很有些思路。”
“党那门团伙多数是穷苦百姓，他自己也是受迫害的穷人出身。又知道‘打富不打穷’，应该算是有革命觉悟的。”有人说了，“其实定性他们是土匪不对吧？应该是自发的农民反抗组织。我们可以争取啊。”
“不扰民是相对的。”罗铎说，“只是十三村地区稍好，但是其他地方侵扰很的很厉害。”诸如抢劫、杀人、绑票、强抢民女之类的事情，这个土匪团伙一样不少全都干过。祸害的也不止是富人，穷人一样倒霉。非要说成什么“农民反抗”或者“起义”，就是在自欺欺人。
何鸣解释说：“剿匪指挥部之所以选择拿他们第一个开刀，一是他们的势力最大，打掉有敲山震虎的作用；二是这伙人民愤极大。我们师出有名。”
罗铎接着说，“‘十三村’地方上，这个匪伙有二个重要党羽带着二三十人常驻以控制局面，头目名叫忻那日、王五术。”
“忻那日和王五术，是党那门手下的四大天王里的两个。”王兆敏对罗铎说道，“所谓的四大天王，不过是凑数罢了，但是这这两个人不可小觑。”
忻那日自小就是游手好闲之辈，成年之后因为好逸恶劳，巴结上了县衙里的“快手”，当了一个“做公得”。“做公得”并不是县衙里的正式衙役，类似编外的“临时工”，收入全凭各种陋规和敲诈勒索。衙役不便出面的非法勾当就由这些人出面。万一出了事情就由这些人顶罪，好在内外都有勾连，重拿轻放，就是县令也没法子。风头一过，继续当“做公得”。
忻那日当这个“做公得”做得十分积极，欺压百姓不算，最后竟然利令智昏弄到了士绅头上，最后终于呆不下去了，“快手们”也不愿意为了他得罪士绅――毕竟“做公的”多的是，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忻那日丢了这份活计，干脆上山落草了。
“……此人心机灵活，有些小聪明。也善于趋炎附势，巴结人很在行。所以虽然眼下厕身为匪，但是和县衙里的许多胥吏和地方上的劣绅都有勾连，稍有风吹草动，自然有人会为他通风报信。”王兆敏提醒道，“我们吴老爷和黄老爷几次都想抓捕他，每次都被他滑脱。”
至于王五术，虽然不是什么头脑灵活之辈，但是极是蛮横凶残，出了名的杀人不眨眼。他自小习武，颇有些排打硬功，少时参与殴斗，被人刀砍不死，枪扎不伤，很有传奇色彩。这一文一武常驻“十三村”地界，把这一带控制的很严密。
罗铎介绍完基本情况之后，与会者就如何清剿这股土匪进行了讨论。方案基本上分为两种，一种是先打“十三村”，把土匪势力清除出去，使得山上的土匪失去粮食和人员的补给，不打自乱，时机成熟之后再围攻山寨。
另一种则是擒贼擒王的思路，主张先攻抱庞山地区，消灭匪巢，然后再迫使十三村的土匪不战而降。
两种方案都有优缺点。经过综合考虑，最终还是决定首先进攻山寨。
“如果我们先打十三村，很难处理当地的民政问题。”邬徳作为民政委员，也是剿匪指挥部的一员，“当地百姓有顾虑，不愿意和我们多接触。匪徒们又有老巢可以依托，利用百姓掩护可以猖狂的向我们发动袭击。我们的大军驻扎进去，会非常的被动，到最后很可能会因为无休止的被袭击而采取无差别报复行动，最后形成关系对立，以后再收拾起来非常困难。”
作战的形式，将采用精悍的合成化小部队的突袭战斗。在山区剿匪投入大部队是得不偿失的。大部队出动很难保密，土匪可以事先把物资人员全部转移，只留下一座空寨子。不要说出动一二个步兵营，就算上千人的部队在山里搜山，土匪也很容易躲过去。在山里呆久了，给养运不进去，大部队不能久居山区。时间久了，部队只能撤退。过去土匪对付官军围剿，历来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屡试不爽。
第一步兵团团属猎兵连一排排长杨增正在山间行军，晚春的林间十分的闷热。汗水已经浸透了军服。他肩膀上背着心爱的步枪，身上还带着二百发子弹。
他的身后，跟随着自己的猎兵排，然后是一门山地榴弹炮和它的全部家当：炮弹、火药、跑刷等等，这些七零八碎的装备全部由人来运送，整整用了四十名“教育兵”――还没有正式授予列兵军衔，正在受训的士兵。在他们之后，是一一个步兵连，然后又是一百多名教育兵，背着大量的辎重装备。名为“军工”实际就是席亚洲搞得“代畜输卒”，新兵派不上太大用处，背东西总是可以的。殿后的则是工兵排，由工兵连连长潘达亲自带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