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赵旻心心念的辽哥，此刻正面对涑水犯愁。
八月底九月初天气，虽说秋高气爽，但涑水水位仍颇高，且流速甚急。
看着这宽达二十余丈（五十米）、波涛汹涌的宽河，张辽一时间，竟生出难以逾越之感。
万幸其人丝毫未表露出愁态。
在底层军官和兵卒们看来，张辽只是望着涑水略略出神后，便自怀中掏出地图。
张辽反复对照着地图、周边地形和景物，赫然发现，他们所处之处的涑水上游五六里处，便有一亭。
而那个亭，正是他们顺涑水而下前的最后一处补给点。
赵旻，便是如此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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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辽将自己的银印青绶高举过顶：他的职务是中护军，兼任比两千石的左军中郎将。
在赵旻限制发放将军号的情况下，掌管左军将军营的左军中郎将，已是除八重号之外的顶级武职，仅次于五官中郎将和虎贲中郎将。
“大汉左军中郎将张文远在此，请此地亭长现身相见！”
得益于他的并州口音，很快，便有一位白发苍
x33苍的老者快步走了过来。
“老朽便是此地亭长，将军至此，乃为求军粮？河内郡已有郎君告知老朽此事。”
闻喜县隶属河东郡，魏种虽管不到此处，但其人毕竟为两千石堂堂府君，何况这时代之人道德底线极高，极为看重言出必践。
这一点，甚至比后世《民法典》还要靠谱。
人心不古？东汉人心可比先秦时代“古”得多。
听到这老头儿与自己相似的乡音，张辽突然有些想家。
他摇摇头，将这恼人的情绪甩到一旁，向那亭长抱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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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某以为…或许是因为东汉天秀太多了。咳咳，这当然是玩笑话
其实，东汉道德底线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传承了经学的士族当家。
而且，东汉的士族，还远没有腐化堕落为两晋的门阀。
所以，本章咱们聊一聊门阀。
魏晋时代，是皇权的变异期。
自永嘉之乱（西历311），晋室衰微，司马睿在江左的割据政权，便逐渐沦为士族操纵的傀儡，即所谓“王与马，共天下”。
王，指的是琅琊王氏，也就是扶持琅琊王司马睿登基的王导和刘晔王敦。x33
历史于是从“皇权**”转入“门阀**”。
（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
东晋时代门阀猖獗，垄断了人权、财权、兵权，又通过内部通婚不断强化这一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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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权柄相继被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与太原王氏所把持。
歌谣中“旧时王谢堂前燕”指的就是琅琊王与陈郡谢。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
东晋门阀与皇权的关系，可参照孙吴。
简言之，门阀们允许“弱势皇帝”的存在，但决不允许本集团中出现新的“强人”。x33
比如王敦、桓温。
门阀这个词汇，在史书中称谓极多。有“豪族”“大族”“士族”“世家”“世族”等称呼，累计竟多达二十余种。
此数字统计来自田余庆《东晋门阀**》与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权力与家族网络》。
门阀虽然在东晋南朝臻于鼎盛，但起源甚早，至少在东汉时已经出现了“累世公卿”的巨无霸。
三国君主的活跃时期，便正处在“门阀崛起”的阶段。三家的一系列政策，基本都围绕着对“境内豪强”的拉拢与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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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与王敦、桓温等人，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彼时的权力结构，可以大抵视作“皇帝”、“门阀”与“新兴强人”三家的微妙制衡。
曹操本人出身新兴豪族，但发迹较晚，且沾染了宦官身份，因此现代学者普遍将其归入“富有的庶族地主”范畴。
前文提过，在魏晋语境中，不管“庶族”、“寒门”还是单家，都是地主阶级。
曹操本人既是汉廷的拱卫者、又是篡汉的野心家。这也使得其麾下豪族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几乎是东晋王敦故事的“提前预演”。
汝南袁氏，四世五公，权倾天下。与弘农杨氏、鲁国孔氏、颍川荀氏并驾齐驱。但士族们对待袁氏的态度，也颇可玩味。
袁氏宗子袁术，是最早被门阀们抛弃的。术强势放纵、飞扬跋扈，从其僭号称帝的后续发展看，是很明显的“权欲之徒”，故被士族憎恶。
豪桀多附于绍，术怒曰：“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后汉书袁术传》
袁氏庶孽子袁绍，因出身微**（生母是侍婢），很能折节下士，表现出一副“交结英俊”的风流派头。
董卓之乱时（189），豪杰纷纷投奔袁绍，似乎合作愉快。
但是，就在袁绍横扫河北，意图“更进一步”时，门阀们却纷纷转变立场，站到了袁绍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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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大家平起平坐，今日有人欲凌驾群臣，必然引起众人不满。
云某个人认为，这才是王敦、桓玄最终败亡的根本原因。
也正由于门阀失去了进取心，所以在桓玄败亡不久，东晋便被刘寄奴所灭。
而在刘宋、南齐、梁、陈后，南朝最终被北朝统一，原因也在于此。
北朝以弘农杨氏、陇右李氏为首的门阀，由于游牧民族的刺激，进取心比南朝门阀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