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见到杨兰这位小诗妹是2015年在北京的一次聚会上，她与一位在央视“东方时空”任制片人的同乡联合发起成立了花河市驻京商会、她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还是那副张张罗罗、风风火火的女强人形象。那天人太多，我们没有机会深聊。相约隔日我请她吃饭再叙。
第二天我把曾经也是蓝城一行广告的同事董平也喊上了。那时董是总经理助理兼策划总监，她任客户总监。他俩可谓相爱相杀，彼此欣赏又不是一路人。但董的策划案需要杨去拉广告搞钱，杨又依赖董的策划案。我正好隔山观虎头，充分发挥了他俩既竞争又互利的关系。
那天我请他俩在海淀的白家大院吃饭以示热情和隆重。一般我只有请外地的官员才来此、因为气场吻合。白家大院前身是礼亲王花园，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民国初年园主将此园转让给京城赫赫有名的同仁堂乐家，后改名为乐家花园。大宅门电视剧的故事情节发生在此园，剧中故事主人公姓白，因此叫白家大院。
昔日的王府大宅子里穿着满清服装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穿梭往来，假山假水足以乱真、真树真花摇曳生香。不时传来“王爷好”的问候客人的叫声。我预订一个内院比较安静的四人小包间，点了昂贵但不算难吃的所谓宫廷菜，上了一瓶花雕老酒，人均消费588元。
我们三个都是2005年一行广告停办后的第一次相聚。从交流中得知，她之后与她那位帅气老公蒋毅开了三年东北菜夫妻店。生了一男一女、品种齐全后，她不甘心于做个小老板，蒋毅也认为这埋没了她的销售天才。于是把饭店和一双儿女留给老公打理，她独自一人杀到京城，通过媒体朋友介绍到央视广告部做单，几年下来就成了排名前三的大业务员，央视一台黄金时间的广告和每年拍卖竞标的标王都有她赫赫的战绩。
正说着她的手机响了，一听就是大客户，她发出了与她的形象完全不符的嗲声媚气。引得我和董平会心的一笑。放下电话她轻描淡写道：今晚约了科龙电器的营销老大曲总吃饭。对她的话我从来都抱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
我和杨兰相识于1987年的花河，那时她是花河啤酒厂的调度，年纪轻轻却非常能干，深得厂长的器重。相貌平平偏下，却喜欢诗歌和朗诵。经常客串主持婚礼或小型诗会。她是我的铁粉，整天像个小尾巴一样缠着我和宋辞，偶尔在宋辞任编辑的副刊上发点诗歌，极其满足。动不动就给我和宋弄两箱啤酒喝喝……
一年后她好好的工作干了，竟离职去了《海南经济报》蓝城记者站，说是要圆她的记者梦并赚大钱。除了写点新闻外、其实主要是揽广告。
没想到她的这个选择，后来却帮了我的大忙甚至某种程度上讲是我的小贵人。因为她离开故乡的一年后我也动了弃文从商的念头，是她鼓动我去蓝城说海滨城市如何如何好。其实对蓝城我早有勾勾心，1983年大学毕业前夕我和王哲等几位同学去蓝城玩，全程都是家住蓝城的章涛接待和陪同。那次我就对蓝城特别是日式风格的旅顺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还当即模仿普希金的著名的《致大海》写了一首《致大海》的诗。
关健是她把我推荐给了卫利行、才开启了我之后的风云江湖。而且卫利行的两年工作时间内，除了职场生涯，她几乎与我的私生活密切相关。因为她的身边总是美女如云，添补了我孤单寂寞的业余时光。她的女友们就职于事业单位和国企，都是蓝城本地妹子。对我这个经过她包装和吹嘘的诗人兼所谓商业精英充满了好奇。我则负责请客吃饭喝咖啡，莺歌燕舞，颇有醉入花丛的情境。也自然发生了几起暧昧事例，她也乐见其成。直到1995年我生女娶妻，这个风情流水局才悄然结束。
1993年一行广告开业一年来业绩平平，于是我就打起了她的主意。因为杨兰绝对是个天生的销售胚子。主要有两大特长：一是嘴比脑快，口才如***。更有瞪着眼睛撒谎眼皮都不眨的本领；二是从不怯场，无论多大场面多大人物都敢往上冲、开口谈。
所以我晓之以情更重要是动之以利，给她30%的业务高提成、一举打动她来做了客户总监。当然能与我朝夕相处工作她更是何乐而不为。
她上任后果然不负吾望。一是为“包装中山广场策划案”拿回80万元高额赞助费，并让那位名前茅的蓝城国企地产的老板任总与我们成了忘记交。因为他年轻时候也是一位极端理想主义者和左派狂热分子。杨兰正是抓住任总这个特质，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他。记得有一次我们双方开互动会后任总在棒槌岛宾馆请客，当杨兰去敬酒时，已经有点喝高的他笑着拍了一下杨兰的肩头、对我们说道：”当一个女孩子不怕自己当女孩子，你也不把她当女孩子时，你对她的能力就只有欣赏和佩服了！”。引发酒桌上所有男士的哄笑。但杨兰却丝毫没有恼羞成怒，反而坦然接受并一口干了二两一壶的竹叶青，“知我者任总也！”。
二是凭我在卫利行时与陆市长建立的关系、拿下蓝城时装节特刊。杨兰带着她的助手把天津街的服装商户扫荡了一遍，生生拿回四版20万元的广告费。
三是她谈下了蓝城最大的民营船运集团华盛公司一年的广告代理权，与**族的郑老板成了莫逆之交。有一次他请我出面请老郑在一家地道的韩国烤肉馆吃饭。卫利行当年与他有大宗合作，因为我不管业务所以和他们公司没啥交集。但彼此互有耳闻。所以这顿饭吃得不是甲乙方的感觉，而是彼此的面子。席间才得知杨兰与郑老板竟是不打不相识。原来她之前并不认识郑老板，凭着已经过期的《海南经济报》记者证硬闯郑的办公室被秘书粗暴拦阻。正赶上郑从外面办事回来碰上就问怎么回事？杨兰当场放言说：“郑总，你敢不敢给我十分钟，如果不能让您感兴趣，我自己滚出去！”。郑反而被她逗笑了，心想小丫头挺猛是个人才。并顺便问了一句：“你的老板是哪位？”，“我的老板叫朱冷波，原卫利行的副总。”，杨兰顺口接道。结果这一谈就是近一个小时，还真把郑打动了……
四是九十年代最时髦的企业新年礼品就是广告挂历。她一个人就谈下十几个蓝城企事业单位的单子。那时全国的广告挂历都要去深圳印制。中间还发生一件巧事，上海一位诗友李冰也做这个业务，印刷厂竞把他的货发到了我们公司。当我和他说明情况时双方在电话里不约而同地一阵大笑！为了表达对杨兰业绩的奖励，我派她去深圳出差一周也算休假。业务做完结算时也把利润全部让给她。也许她认为那是她应该得的。
所以，我对杨兰一直心存感念。虽然我们现在快十年没联系了。但我还会时常想起她。有机会一定请她吃顿饭、郑重而真诚地对她说声：谢谢！